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依托一体二元三维解释框架，从体、元、维三个角度出发，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三个核心概念，可以把82宪法宏观性地解释为：就一体中国而言，中国宪法典通过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建构。只要通过合法的民商事行为所获得的收益都应该在强力保护的范围之内，甚至连从事民商事行为的机会都是一种财产形态。
其二，从主体的权力指向来看，在逻辑上可从执政党和人民政协两个层面做出解释。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共同体内自治组织数量的增长、共同体自我管理范围的扩展、共同体内决策公共性的提高，以及公共治理结构的确立，应当是判断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人民是有政治目的和伦理追求的，人民共和国就是帮助人民实现其政治理想，它要教育、训练、帮助一个民成为公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其三，通过五个根本法内容的剖析，将中国宪法在整体上定位于政治法，并进而指出了中国政治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所以，在治理主权系统中，那种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革命就不应该存在，[89]尤其是在把治理[90]写进执政党重大决定的当下就更是如此。
[82]另外，中央——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受中国政治主权系统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机制的影响。可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不仅出现在宪法第二条之中，在宪法第一条第一款中也存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宪法序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也至少出现四次。在有些国家，所有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都可以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并以在普通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的形式予以救济，而无需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2]如盐野宏指出，在以行政为中心的行政法学中，公民、法人被赋予作为客体的地位。这样，行政机关就很容易因为不注意具体行政行为之外其他人权利而行政执法，结果却侵犯了其他人权利。[15]因此，尽管行政机关越权行政的行为同时也是违反对立法者所承担的依法行政义务的行为，[16]尽管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大量要求依法行政、不得越权的义务性规则以及违反这些义务就要承担行政责任的惩罚性规则，但这些规则毕竟不是授权性规则，它们规范行政的逻辑与授权法规则规范越权无效行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规范机制也是不一样的。由于这样的行政法没有系统规定行政机关与公民间关系或公民权利，所以它虽然能够确切地说明什么样的行政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却时常对谁有权要求依法行政语焉不详。
[44] Martin. Künneck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dministration Law: An Anglo— German Comparison,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delberg, 2007， p.189. [45]前引[25]毛雷尔书，第636页。因此，给付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的建构是完善行政法治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撤销标准是行政机关适用权力规范的要件，违背这些要件，只能说明行政机关违背了对上的依法行政义务，却无法说明行政机关违背了对原告的何种义务，这种义务又从何而来。当然，其他法律中也存在设定这种义务的规范。[59] See Eleanor. Curran, Can Rights Curb the Hobbesian Sovereign? The Full Right to Self-preservation, Duties of Sovereignty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ohfeld, Law and Philosophy,2006（25）：243—265. 陈国栋，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讲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54]而在日本，因为行政赔偿诉讼是由普通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思维审理的，结果出现了行政诉讼功能不彰而国家赔偿诉讼功能积极发挥、发达的情形。
换言之，公民权利本身就是独立的行政法规范，行政机关负有不得违背这一规范的义务。[11]前引⑩Hart 书， pp.93—97. [12]所谓权力，是指权力主体根据自身意愿改变他人既定法律地位的能力或地位，近似于欧陆法学中的形成权。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1页。如前所述，我国当前依法行政原则的核心是越权无效原则，而未真正包含违法有责原则。
显然，这一逻辑可以同样运用于对行政权的限制。当然，基于依法行政原理，他们并非行政机关自由支配的客体。
但现实肯定并非如此，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个立法者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公民和行政机关之间，立法随时授权行政机关处分、限制公民的任何自由与权利，以致权利、义务关系仅仅存在于公民和公民之间，还意味着立法者所立之法可以溯及既往地规范公民此前的行为或状态。如果超越了立法赋予的权限，行政就缺乏正当性依据，既不能得到被管理的公民的服从，也不能得到政治权威的支持。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5页。而且，这些必须依法行政的义务是行政机关针对授予他们权力的立法者所承担的，而不是针对被管理的公民的，所以，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公民并没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权利，只有主张自己法律地位不能被无权能的行为所改变的豁免权地位。比如在德国，除特殊的、单个规范设定的职务之外，存在一般的职务。第二，法院根据依法行政机制来监督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过程，是基于立法者授予的第二性审判规则，来判断行政机关通过变更规范建立新的与公民之间第一性权利义务规则是否有效的过程。孔祥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8页。前者的典型案例是刘启明诉宜昌市规划局、建设局强制拆除房屋侵犯财产权并申请行政赔偿案，参见陈国栋：《论行政赔偿诉讼中的违法》，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8期，第104—112页。
另一个则是公权力体系外权利规范对行政的规范。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这种优先性意味着，在总体意义上，国家对公民存在着一般性的职务义务，即不得侵犯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义务。换言之，公民对国家存在着请求权意义上的原权利。
行为是否有效，是一个适用上级法规范来审查判断的问题，其所关注的实际上是行为有无公益性的问题，行为是否符合民主正当性的问题。行政机关只有依法行政、对上位立法者负责的义务，[34]而没有对公民负责的义务。
换言之，统治类型都是包含着规范性要素并需要进行规范性论证与建构的。[3]蔡仕鹏：《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59页。因此，要建立全面的依法行政机制，有必要重述依法行政原则。[13]因此，对行政职权的限制是行政机关的无权能而不是义务。
薛刚凌：《多元化背景下行政主体之建构》，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14]而在法律逻辑上与行政机关的无权能地位相依的，正是公民的豁免权（immunity）地位，公民得依这一豁免权地位而主张自己现有法律地位不受无权能的行政机关所改变。
这就是权利规范行政的限度，也是我们要确立人民主权、越权无效等原则及制度的根本理由，更是如今大力提倡新行政法，积极尝试建构新行政法以加强行政的民主性、正当性、科学性、可接受性之所在。[52] Hans Kelson, Causaltiy and Retribu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Oct.,1941（4）， pp.533—556. [53]前引[38]，第110页。
[50]除了上述案例所揭示的依照行政诉讼撤销诉讼类型来审理赔偿诉讼的现象，还有很多方面都体现了行政诉讼法思维对国家赔偿制度的不良影响。[48]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国家赔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以及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史，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违法归责原则还是行政侵权范围的设置甚至是行政赔偿救济方式，它们都十分相似。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国家赔偿法在行政领域的基本规范地位。参见前引⑨，第358—359页。[21]参见前引⑧斯图尔特书，第8页。又只能事后救济……[36] （三）不利于尊重人权之行政文化与伦理的形成 在这样一种依法行政机制中，因为缺乏权利之规范地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很容易仅仅停留在以有没有处分、管理依据来非此即彼地看待自己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如果我没有法律授权的管理依据，我和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从公民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说，当前依法行政机制规范行政的实质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规范，即立法者在授予行政机关改变第一性权利义务关系时，同时也确立了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时的无权能地位，行政机关因法律上的无权能地位而无法对公民发号施令，公民得以主张法律上的豁免地位，不用服从行政机关对自身权利的剥夺或对自身自由的限制。在该案中，被告交通局仅仅注意到，自己应当并且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扣押未交养路费的第三人的车头，却未意识到尽管扣押行为是合法的，但自己对原告的财产安全仍有注意义务，进而因此需承担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从法律逻辑上讲，在公权力存在的地方，私权固然不能对抗行政，但在公权力不存在的地方，私权依然可以保留其第一性法则的地位。因为启蒙既发明了自由也发明了（权力）对自由的训诫，[57]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自我治理术，而这种个人自我治理术又必然要和国家权力及国家治理技术联系起来，国家权力和国家治理术不过是自由主义时代新政治人的塑造机制的一部分。
在哈特这个自由主义者看来，公民的权益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性法则，谁都无权侵犯。这导致行政之执行亏空的危险，以欠缺相应的监督与惩罚机制。
